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在面对苏俄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此时,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赞成中国效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走苏俄的道路,很可能迎来一场灾难。王国维在给朋友柯绍忞的信中曾写道:“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与这些年长的知识分子相反,李大钊与陈独秀对苏俄则充满了希望,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进步,因此主张中国走苏俄的道路,后来为此更是“组党干革命”去了。一开始,胡适对他们在《新青年》上谈政治、谈主义是很不以为然的,当时的胡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方面入手,给中国奠定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然而,1926年胡适在访问苏俄时却对苏俄产生了迷思,胡适表达了对苏俄的羡慕之意与赞美之情。

纵观这一时期,在年轻一代的著名知识分子中,对苏俄从各方面提出批评与反思,进而提醒国人警惕苏俄的是诗人徐志摩。当胡适、陈独秀等充满思想洞见的知识分子还沉浸在苏俄迷梦中的时候,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却成了苏俄的反对者。人们不禁要问,徐志摩为什么要反苏俄呢?

徐志摩的访俄见闻

其实,一开始,徐志摩同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新生的苏俄充满希望与期待。这源于徐志摩对社会主义的好感。留学美国期间,徐志摩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时期徐志摩读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大感兴趣。与此同时,留美期间,徐志摩的精神偶像罗素也曾大力颂扬苏俄,因此,这一时期的徐志摩曾自诩为一个布尔什维克。

引起徐志摩对苏俄疑虑情绪的也是罗素。对苏俄称颂备至的罗素在游历苏俄后,思想起了大变化,他开始公开谴责苏俄的思想专制。这一时期徐志摩读罗素的苏俄游记,思想上不太接受罗素对苏俄的批评,还曾为苏俄有所辩白。然而,当1925年徐志摩自己亲自游历苏俄之后,跟罗素一样,徐志摩也开始反思并警惕苏俄。这自然与徐志摩在苏俄的观感有关。

进入苏俄,徐志摩首先感受到的是苏俄民众的穷困。在《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中他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这不仅是当时徐志摩的游苏观感,也是瞿秋白当时的观察,当时瞿秋白曾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访问苏俄,《饿乡纪程》就是瞿秋白这一时期在苏俄的观感。瞿秋白将苏俄称为“饿乡”,里面也确是写到了苏俄民众物质生活上的穷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明知道苏俄民众生活穷苦,瞿秋白依然一心一意学习苏俄。徐志摩看到了苏俄民众的穷苦,这不符合徐志摩对苏俄的希望,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对苏俄持一定的保留意见。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男子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这种怪现象的背后,在徐志摩看来,源于苏俄规定的“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的法律。苏俄政府对民众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房子),依法没收,然后重新分配。这里徐志摩看到的是苏俄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而这自然也会引起徐志摩的反感。

徐志摩最不能忍受的则是苏俄对书籍的查禁。徐志摩崇拜托尔斯泰,因此去拜谒托尔斯泰的女儿。从托尔斯泰的大小姐的口中,徐志摩知道,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在苏俄都差不多绝迹了,其中有一些是被苏俄政府查禁的,原因是他们的著作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对此,徐志摩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此外,让徐志摩感到恐怖的还有苏俄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的铁面无私与血流成河时的红色恐怖。对于革命领袖列宁,徐志摩写道:他(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而对于革命时期的惨景,徐志摩也曾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