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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博官网_徐志摩与鲁迅的恩怨情仇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率直而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秉承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追求有小资情调的闲适生活,飞机失事不幸结束了他浓情而感伤的短暂生命。与此相对的是,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旗帜,他长期生活在批判和忧思中,对现实和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疾病的侵袭让他过早离开了人间。风格迥异的两人在文坛上的交锋虽然为数不多,却折射出现代文学的复杂现场和人性中固有的矛盾。

初次“交锋”

徐志摩和鲁迅原本难以出现正面交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生活的天地和结识的人群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一本刊物上,由于各自不同的观点,他们终于有了次不愉快的“相逢”。

1924年12月1日,由周作人、钱玄同和孙伏园创办的《语丝》杂志,刊登了徐志摩翻译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中《死尸》一首,在译诗之前,有一段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琢磨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琢磨的灵魂……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徐志摩的音乐观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阐述说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诗歌更是如此。

后来他在介绍济慈的《夜莺歌》时,似乎专在介绍济慈诗作中的音乐性,于是丢弃了原文的形式而只顾引领读者进入充满神秘乐感的世界。徐志摩在《济慈的夜莺歌》一文中说,济慈作品中的音乐具有无穷魔力,人的灵魂会被它的“沉醴浸醉了,四肢软绵绵的,心头痒荠荠的,说不出的一种浓味的馥郁的舒服,眼帘也是懒洋洋的挂不起来,心里满是流膏似的感想,辽远的回忆,甜美的惆怅,闪光的希翼,微笑的情调一齐兜上方寸灵台”。音乐使人充满无限幻想,徐志摩对音乐的欣赏决定了他偏爱音乐性强的诗歌,因此他翻译诗歌时也尽量使译作具备音乐的灵动感,除了少数几首诗歌外,徐志摩的译诗基本上都具有较强的自然音节,并且注意韵脚的使用。这种处理诗歌音乐性的办法在徐志摩的创作中使用得也很普遍,比如《再别康桥》的首尾两节便是采用相似的诗行来造成复沓的音乐效果。

正是对诗歌音乐性的强调,徐志摩在《死尸》译作前言部分表述说翻译会损害原诗的音乐美:“波氏的《死尸》是‘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其音调和色彩像是夕阳余烬中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而惨淡,一般的语言很难再现这种意趣……翻译当然只是糟蹋。”他认为,倘若真要把一首在原语国非常出色的诗歌翻译到异质的文化语境中,即便译作看上去仍然是一首诗的形式,但原诗的神韵却会在语言的转换中几乎消失殆尽。因此徐志摩认为他用现代汉语翻译的《死尸》就是“仿制了一朵恶的花。冒牌:纸做的,破纸做的;布做的,烂布做的。就像个样儿,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他那异样的香与毒。”

鲁迅是《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看了徐志摩的文章之后,觉得徐志摩将音乐性描述到了如此神秘的地步,不免有些夸张和扭曲。于是写下了《“音乐”?》一文,1924年12月15日刊登在《语丝》第5期上,对徐志摩高深莫测的“音乐观”加以调侃。鲁迅的文章说,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远在国外的刘半农,收到周作人从国内寄去的《语丝》杂志,先看到徐志摩的高论,不禁生出几许异议,后又读到鲁迅的文章,写成《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文。刘半农在海外学习音韵,对于文字的音乐性话题比较敏感,他对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不敢苟同。他风趣地说,如果徐志摩高寿后百年归世,“我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

鲁迅难道真的反感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吗?以普通人的处理方式而论,一般不会无故讥笑别人的文章,除非文章的作者干扰了自己的清闲。想当年,徐志摩从英伦回国后,到处投稿,四处交友,崇尚爱情等等,这些行事作风与鲁迅格格不入。因此,恐怕不是徐志摩故意招惹鲁迅,而是鲁迅不喜欢像徐志摩这样的人,又反感徐志摩对于音乐的夸张表达,才会去写文章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