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新诗自诞生之日起便明显呈现出抒情诗与叙事诗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或许是受了周作人“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观念的影响,新诗发轫期盛行的是“抒情主义”,抒情诗创作热闹非常,叙事诗创作却门庭冷落,以至于孙玉石曾发出“叙事长诗是新诗初期相当荒寂的一个部门”的感慨。即使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出现了朱湘近千行的叙事长诗《王娇》;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也以其《吹箫人的故事》《帷幔》和《蚕马》三首叙事佳作,获得了朱自清“叙事诗堪称独步”的高度评价,“功绩甚至超过了一向收到赞誉的抒情诗”(谢冕语),为中国现代叙事诗创作开创了相当高的起点。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1926年,朱湘曾无比自信地宣称“叙事诗将在未来的新诗上占最重要的位置”(《北海纪游》),尽管“最重要”的豪言未能完全变为事实,一个“叙事诗的时代”还是随着社会历史的波诡云谲与风云突变而到来了。艾青正是在这一时期初登诗坛,其叙事诗创作,掀开了中国新诗史上光辉的一页。1943年,茅盾在总结抗战以来叙事诗创作成绩时曾指出:“目前已有的长诗,倘从风格上来说,那么,可以说是我们有了艾青的、田间的,以及柯仲平的三种风格。”“我是比较中意‘艾青体’”。创作能成为一“体”,或许是能够给予一位诗人的最高评价了。

  艾青晚年曾撰文《谈叙事诗》,在全面总结自己叙事诗创作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其叙事诗观:“纯粹的叙事诗,也不是押韵的故事,押韵的小说。主要还是诗的要素在起作用。所谓诗的成分,就是抒情的成分。叙事诗如果排除了抒情的成分,就变成押韵的故事,押韵的小说了。……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加浓厚的抒情。过分的抒情,就成为抒情诗;情节太曲折离奇,又妨碍抒情。一首好的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论》中,他再次强调“叙事诗也同样要有较多的感情的分量;叙事诗,或者基于想象的情节的诗,总是比较能感动人。叙事诗离不开虚构的成分;虚构的成分,就是想象的成分。”艾青叙事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将叙事和抒情恰到好处地结合,以“叙事形象意象化”(骆寒超语)的艺术技巧、相对单纯的情节、出色的场面描写、鲜明的镜头感、“散文化”“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融入对人生、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如实反映时代与生活,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热情而忠贞地追求崇高的艺术风格和人类理想。

  艾青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会合》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也不是单纯的抒情诗,但已经初步显露出他日后诗作(不仅是叙事诗)的若干特点。从情节上看,这首诗仅仅是描写了一次留法东方少年们的集会,不可谓不单纯;开头仅用四行便充分调动了全身的感官,融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于一体,在包容了巨大信息量的同时营造出秘密集会紧张而又令人亢奋的气氛;诗句中蕴含着少年因政治激情而躁动不安的心情,以及随时都可能爆发的青春活力,而艾青扎实的速写功底足以支持他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幅充满动作感的画面,宛若电影特写镜头;“灯光”与“黑影”的强烈明暗对比,则显示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德加、雷诺阿,特别是马奈对艾青的巨大影响,为他日后诗作中选择“太阳”“黎明”作为中心意象埋下了伏笔。

  随着第一首叙事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以下简称《拿撒勒人》)在狱中问世,一个属于艾青自己的“叙事诗时代”到来了。诗人晚年回顾创作历程,列举出《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马槽》《九百个》《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雪里钻》《黑鳗》《藏枪记》等九部作品,同时指出《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的父亲》《在浪尖上》等以抒情为主的作品中也有相当的叙事成分(当然,他有意回避了一些不愿提及的作品,或是由于其“失败”,或是由于其他原因)。关于《拿撒勒人》,他认为“事情写得很具体”,“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九百个》则“有意识写得抒情一些”,“《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都是抒情成分较浓的叙事诗,都是靠想象写出来的”,对于这三首作品,诗人的满意之情虽未明言,却隐约渗透在字里行间。艾青早期的三首叙事诗(《拿撒勒人》《马槽》《九百个》)均取材于《圣经》或《史记》中的故事,与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多表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取材特点相吻合;平心而论,叙事长诗这种古朴典雅的诗歌体式也的确适合表现这些内容。但诗人在对已有的传说、故事文本进行加工再创作时也是颇费心机的。特别是《九百个》,取材于《史记·陈涉世家》中对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叙述,作者在司马迁惜墨如金、寥寥千余字描写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想象,加以适度的虚构,敷衍出数百行的巨制。诗中第二部分对农民苦难的控诉、第三部分对秦朝当权者的骄奢淫逸以及第四部分陈胜吴广的内心独白最具特色,而“我们啊!永远是/土地的儿子/江河的儿子”的呐喊,延续着艾青自《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创的主题,并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始终。第五部分中吴广与军官搏斗场面的描写,同样充满力与动作感,在早期新诗中堪称独步。值得注意的是,在《九百个》问世(1935年)前几年,茅盾同样创作了一篇取材于大泽乡起义的短篇小说《大泽乡》(1930年)。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主要采取了两个秦朝军官的视角,同样辅以大篇幅的心理描写,而语言亦颇具诗意,某些部分若分行来读,可以看做是一首不错的叙事诗。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九百个》的创作是否是受了《大泽乡》的影响,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这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两位文学巨匠同时选择大泽乡起义这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和情节张力的事件进行“古今杂糅”的再创作,并不约而同地从心理角度进行艺术探索,无疑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