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来都是产酒大省,名酒品牌数不胜数,悠久而发达的酿酒历史,推动了经济发展,形成了丰富的酒文化,影响了蜀地风气。由唐至宋,从“万里桥边多酒家”到“益州官楼酒如海”,隔酿法最先在成都实行,随着官府专营酿酒、卖酒权打破,蜀中酒业迎来了更迅猛的发展。宋代成都有“十二月市”,每年十月的酒市规模巨大。酒市不仅是四川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更是南宋朝廷的经济命脉,酒市的重要程度,也只有汉末的锦市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酿酒发达 益州官楼酒如海

唐代的酒业经过魏晋南北朝,在技术上和生产规模上皆已有了很大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官、私饮酒之风大盛,甚至一些佛教寺院亦大量酿酒。唐明皇、唐僖宗流亡成都期间,行宫日常所需用酒也主要取自成都官府酿酒作坊。《岁华纪丽谱》引《旧记》记载,唐明皇曾“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可见当时成都“富春坊”酿酒就享有盛名。

此外,唐代成都在城南万里桥一带民间酒业生产和销售亦颇为有名。唐代张籍《成都曲》就有名句:“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可见游人往来不绝,酒家生意兴隆。可处处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宰相韦庄《南邻》有“南邻酒熟爱相招”,前蜀高僧贯休《大蜀皇帝寿春日进尧铭舜颂二首》有“家家锦绣香醪熟”,前蜀著名词人牛峤《女冠子》有“卓女烧春浓美”,这些诗句都反映了成都酿酒业的发达。

杜甫诗云“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感慨成都少城一带繁花似锦,酒楼林立,饮宴兴盛。北宋初,曾两度出任知益州的张咏云:“酒肆夜不扃”。曾任宰相的杨亿在《成都》一诗中说:“五丁力尽蜀山通,千古成都绿酎醲。”曾任成都宰的吴中复在《游海云寺唱和诗》中写道:“绿樽好伴衰翁醉,十日残春不秒留。”“臣僚及友人诗酒唱和,一喝就是十来天。”谢景初唱和道:“心惜吏闲文酒乐,雅欢未既即离殇。”喝酒喝了半月之久,尚欠然焉。元代辞官入蜀游的诗人汪元量在《成都》诗云:“锦城满目是烟花,处处红楼卖酒家。”

作为西南地区最繁华的城市,成都同时也是酒肆、酒楼最繁华、最密集之地。陆游《楼上醉书》中说:“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说的就是官酿机构卖酒的盛况。而说到民间酿酒,苏轼不可不提。在《东坡志林》中,他还为我们后人留下了酿造蜜酒的方法:“每米一斗,用蒸饼面二两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

苏东坡酒量虽差,却爱饮酒,更喜欢写酒,在其诗、词、赋、散文中,处处飘散着酒香,他有300多首词作传世,其中“酒”这个字出现了90多次。林语堂由此评价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造酒试验家、酒仙”。

游乐盛行 新翻酒令著词章

《北梦琐言》载成都饮酒之风:“蜀之士子莫不沽酒,蓦相如涤器之风也”。成都游乐风气盛行,游乐时饮酒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诗人方干《蜀中》诗:“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余时”就是真实反映。《壶中赘录》记唐宋时期成都踏青节:“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成都城中的摩诃池、大慈寺、散花楼、东门外合江亭等地皆为士人游乐饮酒之地,杜甫、薛涛、武元衡、柳公绰、高骈等诗人在其地留下了大量饮酒诗歌。

花蕊夫人《宫词》中也有描写蜀宫夜宴的诗句:“苑中排比宴秋宵,弦管筝琮各自调。日晚阁门传圣旨,明朝尽放紫宸朝。”“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深夜饮散月初斜,无限宫嫔插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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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饮酒之风盛行,也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饮酒行酒令就是其中之一。花蕊夫人《宫词》中描述宫中行酒令情形:“新翻酒令著词章,侍宴初闻意却忙。宣传近臣传赐本,总叫诸院遍抄将。”蜀宫宴饮四时不绝,春日万物复苏,百花齐放,有游春赏花宴:“海棠花发盛春天,游赏无时列御宴。绕岸结成红锦帐,暖枝低拂画楼船。”在御园龙池流杯亭边制作木质仙女,侍酒赏春:“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号流杯。沉檀刻作神仙女,对捧金杯水上来。”

宫廷宴饮风盛,民间亦是宴饮不绝。《蜀梼杌》记载,前后蜀时期:“村落间巷之间,弦管歌声,合宴社会,昼夜相接。”北宋刘锡《至道圣德颂》记五代至北宋成都民俗:“俗尚嬉游,家多宴乐。”诗人田况也写道:“槛外游人满,林间饮帐鲜。众音方杂沓,余景列留连。座客无辞醉,芳菲又一年。”

酒助诗兴 百岁光阴半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