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研究者的目光从巍巍庙堂逐渐下移至市井民间,扩大了对人类历史的认知范围。一百多年间考古材料的巨量出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也助推了基层民众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历史学成为一门更有温度的学问。敦煌出土的大量木质简牍、纸质文献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民众史资料,无疑是研究古代基层民众历史的极佳个案。

  敦煌学研究中对“人”的关注度

  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敦煌可谓赫赫有名。这应该归功于随着近代敦煌学的兴起,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使藏经洞声名鹊起,敦煌石窟再次焕发艺术光彩。但在历史上,敦煌地处西北边陲,人口不多,涌现出的名人也很少。如果让人举出历史上敦煌的10位名人,估计很少有人说得出来;即便能够举出姓名,听者可能也大多闻所未闻。翻阅古代刘昞著《敦煌实录》或今人吴越《敦煌历史人物》等书,确实给人一种敦煌名人不多的印象,特别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寥寥无几。

  通览二十五史可以发现,在隋代以前,敦煌历史上涌现出一些有影响的名人。例如,东汉张奂、张芝父子,西晋索靖、索綝父子,五凉阚骃、刘昞,北魏索敞、张湛,北周令狐整、令狐熙父子,均在正史中有列传。但是,进入唐代以后,敦煌无一人被正史列传。这反映出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国家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地处西北的敦煌渐趋衰落。敦煌虽然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冲,但总的来看,涌现出有影响力的名人不多。这与敦煌作为帝国边州甚至罪犯流放地相符合。

  日本学者土肥义和积30多年之功,全面搜集敦煌文献、石窟、绢画中的人名,共计30360多个(《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 人名篇》,汲古书院2015年版)。除了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曹议金等个别人物在史书中偶有记述外,绝大多数芸芸众生如同戈壁中的沙砾,在历史上藉藉无名,若非藏经洞偶然破壁,根本不为人知。然而,正是这些无名之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明。当我们伫立在莫高窟第428窟各壁满绘的1000多身供养人群像前,是否会对1400多年前的敦煌先民产生最起码的温情和敬意呢?

  敦煌是佛教圣地,敦煌石窟名闻遐迩,当地的高僧大德也并非没有,如西晋竺法护、唐代法成即为典型代表。陈寅恪说,“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且千载”(《大乘稻芊随听疏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赖陈氏之抉微发隐及上山大峻之详研钩沉(《敦煌佛教の研究》,法藏馆1990年版),高僧法成才为世人所重,不至于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敦煌艺术举世闻名,塑绘技艺精湛高超。虽然在敦煌石窟、文献中也留下一些塑匠、画师的名字,如塑匠都料赵僧子、知画行都画匠作白般□、沙州工匠都勾当画院使竺保,但在传世画史中却未留下任何一位敦煌画师之名。这些默默无闻的民间画匠,当年在石窟中偶笔题书,或在敦煌文献中有所记录,才让今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搜集和披露了这些艺术先民们的珍贵资料,他们是敦煌艺术的真正创造者。

  因此,敦煌的意义主要在民间、在底层社会的民众之中,这是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离开了民间底层的普罗大众,敦煌艺术就会枯萎,失去真正的生命力,敦煌艺术研究也将成为无源之水。苏珊·惠特菲尔德《丝路岁月——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年版)选取10位丝绸之路上的人物,其中,尼姑妙福、寡妇阿龙、官吏翟奉达、艺术家董保德等4位出自敦煌,正是因为敦煌文献和石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个多世纪以来,敦煌学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相关成果汗牛充栋,为全方位挖掘和展现敦煌学的丰富内涵作出了巨大贡献。纵览当前的敦煌学研究,对“人”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归义军官员、大族、工匠、僧侣、社众、胡人、寺户,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但远远没有开掘出敦煌民众资料的学术价值,在基层社会生活史领域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这也是敦煌学中最具学术魅力和研究价值的地方。期待有朝一日,当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莫高窟参访巡礼时,能与心中早已熟识的敦煌先民对接心灵,如逢故人。

  敦煌民众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