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山河袈裟》一样,《致江东父老》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写的结果。”作家李修文的散文新作《致江东父老》近日面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写作,当真正成为精神依仗的东西越来越少时,写作成为他无可替代的内心依仗。

“贾宝玉”“林黛玉”今天还在

“如果说有什么抱负的话,我的抱负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失意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李修文说。

在《致江东父老》中,李修文从落魄的民间艺人,写到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从过了气的女演员,写到生产线上的工人……这些典型的中国式面孔,经过李修文的提炼和再造,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他们超出了现实意义上的“真实”,成为李修文笔下的美学。

之所以写《致江东父老》,是因为李修文相信,某种相对典型的中国式面孔,在今天流行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我要找回他们,写下他们。”李修文常常自问,在还房贷的队伍里,在CBD痛哭的人群里,在各种素食或长跑的队伍里,贾宝玉还在不在?林黛玉还在不在?“我觉得他们都还在,所以,写下他们,写好他们,一直是我的夙愿。”

李修文此番写作运用了不同的文体,《我亦逢场作戏人》像个人的口述史,《白杨树下》真实虚幻交杂如小说,《在春天哭泣》是和尚和诗人的寓言,《小站秘史》突然出现的白马又仿佛传奇……文章与形式相映成趣,写作疆域在扩大。

他说,继《山河袈裟》之后,半年后才开始这本书的写作。但许许多多的材料、人事、情境,十几年来却在不断地和他发生着联系,“在写《山河袈裟》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本书里的很多篇章,我已写下了不少细节。”此外,在他看来,相比《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一些,“我希望通过《致江东父老》,让自己从一种有名有姓的写作变成无名无姓的写作。”

对此作家李洱评价道,李修文重新在风雪当中看到广大的人群,听到人们的叹息声、喘息声,写那些失意人、滚爬跌倒的人,写得特别热烈、苍凉、悲怆。

动用各种元素开拓散文疆土

对于李修文来说,完成这部书,他还有另一个雄伟的抱负,他想写出中国式的文章,想从自己的笔下召唤出具有源头意义的中国文章之气。

李修文来自湖北荆州,他无限神往地说,楚人的文化传统深厚,甚至一直到了夜晚也要筑起高台,环绕火堆唱歌,发出自己的祷告。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屈原,产生了那么多阴阳难辨的上天入地式的作品。“这些不仅是我身体上的故乡,也是我个人美学的故乡。”他迷恋于故乡里的文化际遇,楚剧、汉剧、豫剧、荆州花鼓戏,还有渔鼓调……他喜爱各种各样戏曲形式,戏曲带给他的滋养,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道路。

在传统文化的养育下,李修文有志愿写出类似《古诗十九首》气质的作品,“十九首的每一首都深深地站立在日常生活中,明确,坚实,静水深流,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正当之气,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风格,而是风格的源头,也不仅仅是个人美学,而是个人美学的源头。”李修文说,当他行走在李白、杜甫、王安石、苏东坡行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他感受到,某种古老的传统、某种古老的情感在激活。在李修文看来,古人不会深陷在某种专业生活里无法自拔,他们的文章只是他们生存和挣扎于世的证据,他们向山水张开,向时间张开,他们让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去接纳山水、历史与时间,同时,又让自己的身体作为一根强劲而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着它们,最终,他们通过这种相遇,完成了对自己的命名,也完成了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共鸣。

李修文想写中国式文章,但更是今人的中国式文章。他动用各种手段,戏剧、音乐、电影、小说,让这些元素全都作用于散文,在他看来,这才是替这一文体去开疆拓土的人间正道。“在《致江东父老》这本书里,有时候我会动用小说手段,有时候会使用口述史和书信体等等形式,这无非是说明,我希望我们的散文应该重新出发,去触摸一种能够尽可能承载我们更多审美感受的生命力。”

对此文学评论家张莉说,散文到今天,慢慢被鸡汤所困扰的时候,作家重回文学传统内部,找到中国式文章,这是李修文追求的很重要的东西。

当编剧一事无成却磨砺写作

多年前,李修文写下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引起热烈反响,但他的第三部没了下文,他停了笔,转而写起了剧本。